当天晚上，军政府送来大批酒肉，黎元洪都督本人到是没出现，听送礼的人说是连续几个晚上没睡，听说大捷松了口气，晕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援鄂湘军摆酒设宴，无分官兵，欢聚一堂，集体庆贺玉带门车站大捷。大家敞开了吃敞开了喝，个个都高兴的不行。立下大功的第二营官兵是整个酒宴的中心，而身为管带的王振宇自然是中心的中心，军官们纷纷围着他敬酒。

　　鲁涤平多喝了两杯，脸红脖子粗的端着酒杯挤到王振宇面前大喊：“王老弟，你不厚道，说好了一起在汉口大干一场，你却非要指使老哥给你去诱敌。现在有人说了，说是老哥我贪生怕死，为了自己脱身把老弟你留在了汉口，老哥我是百口莫辩，这委屈大了，你得自罚一杯，不能白让老哥我替你背这个黑锅哈。”

　　鲁涤平是最后一支回汉阳的队伍，因此全军都在传，说第二营是为了掩护他鲁涤平才陷在汉口的，而鲁涤平就是那个丢弃友军的小人。而在最初失去第二营消息的时候，王隆中也怒斥了鲁涤平等人，甚至动了拳脚。鲁涤平挨打不怕，却怕丢面子，他现在丢弃友军的名头传遍整个援鄂湘军了，要是王振宇不帮他洗掉，他以后可就没法子在以霸得蛮著称的湘军中继续混下去了。

　　王振宇愣了一下，貌似实际情况跟这位老哥说的有出入啊。不过花花轿子众人抬，看到鲁涤平通红的双目中的那一丝尴尬和紧张，来自后世的王振宇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对着鲁涤平呵呵一笑：“是，这个事情，老弟我是做的有不妥的地方，当自罚一杯。”

　　一杯下肚，王振宇又说话了：“但是鲁老哥错怪老弟了，当时那个情况，诱敌是个很关键又很危险的差事，你鲁老哥不去，难当让湖北学生军那帮娃娃去啊。哎，要真那样，玉带门也炸不到，兄弟们也没这顿酒喝了不是。所以我说鲁大哥你是真错怪我了，你也得罚，而且得自罚三杯，大家说是不是啊？”

　　大伙都喝到兴头上了，纷纷起哄，这等于当众给了鲁涤平一个说法，鲁涤平对王振宇已经是感激的不行，连忙说：“是，是，是老哥错怪老弟了，自罚，自罚。”

　　结果三杯下肚，鲁涤平就醉的不省人事，成了一摊烂泥，这酒品。

　　让王振宇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在自己看来一句话的小事，此后居然换来了鲁涤平一生的友谊。

　　11月20日，王隆中的第一协和甘心典的第三协奉命开回武昌，战时总司令部传达了非常明确的命令，湖北军政府的黎元洪黎大都督将亲自向这次汉口反击战中作战有功的部队授勋。

　　当援鄂湘军的部队开进武昌城的时候，整个武昌都轰动了，市民们自发的到路边欢迎这支凯旋的军队。街边彩旗飘飘，迎接的人群分两侧站立，一眼望不到头。人们激动的朝士兵们手里塞着鸡蛋，在市民们看来，正是这些来自湖南的勇敢士兵打败了鞑子才保住了汉阳，保住了武昌。不然鞑子兵真打过来，大伙都得倒霉，没见着汉口都让鞑子兵一把火烧干净了吗！谢天谢地，好在俺们还有眼前这么一帮英勇善战的民军。

　　这也是军政府刻意高调宣传的结果，之前的战实在是打得太苦逼，连战连败，整个武昌都仿佛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因此虽然玉带门之战最终没能打死多少北洋兵，但是考虑到此战不仅战果显著，而且确实缓解了整个战局。黎元洪等人思索再三，也顾不上排挤黄兴，直接决定高调宣传以鼓舞士气，安定人心。

　　各大媒体也在争相报道这次汉口反击战的胜利，尽管交战双方都坚持是自己胜利了，其中清政府方面更是宣布毙敌愈万，自损不过数百忠勇而已。但是这不会影响到媒体的判断，因为玉带门车站确实是让民军给端掉了，那震天的爆炸声连汉口租界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之后清军也没有了继续攻击汉阳的动作，这下傻瓜都知道谁得手了。

　　不过最先刊登此战报道的并不是《申报》，《万国公报》，《大公报》，《新闻报》这样的老牌报纸，而是刚刚才成立十几天的《汉民日报》。

　　《汉民日报》的主笔邵飘萍本人在得知汉口大捷的消息后亲自从杭州赶到了武汉，恰好赶上了武昌的这场胜利授勋。但是文章却非出自他一人之手，还有一个半路出家的记者黄远生。没办法，谁让洋行随员出身的黄远生此刻就在武汉呢！

　　出于个人兴趣，王振宇后世课余还兼修过一点新闻学，别的不说，民国时期知名的报社记者有那几位他还是清楚的。

　　实在是没想到自己初到这个时代，就十分有幸的见到了民国初期最有名气的两位记者，而且还是以被采访者的身份。

　　对于后世的记者，王振宇自认还是比较了解的，尤其是中国的记者。

　　如果说美国的记者是扒粪者的话，那么中国的记者就是吃粪者。

　　当然这人也不能全怪记者，很大程度也是有体制问题和社会原因的。西方的媒体最大的收入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广告，一个是销售量，其实归结到一起就是销售量。

　　销售量的关键就是读者的认同，你可以想象一下，天天歌功颂德排马屁的报纸，比如前苏联时期的真理报，名字取得再真理，也掩盖不了它满篇谎言的事实。这样的报纸就算再怎么有后台，你觉得性取向正常的读者会掏自己的钱买下吗？而没有读者花钱购买的报纸，广告商会掏钱在上面投放广告吗？

　　什么叫市场的选择，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说它下里巴人，但是这才符合人性。

　　而后世的中国媒体人恰恰处在了这么尴尬的一个位置上，满篇假话肯定不行，抠门的政府基本上不会有多少款拨给媒体，很多时候媒体都是在自谋生路。可是说真话也不行，层层审核，事后严厉的行政处分，或明或暗的高压线。媒体记者和同时代的医生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名利双收那无异于是做中国梦。

　　这个时候记者如果想好好活下去还活得滋润，就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了，科道言官，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

　　王振宇高中的同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政府机关报纸，这个报纸每天的内容都是一个模式，报道领导个人行程和政府的政绩工程，歌颂党和政府的英明，描绘市井百姓的感激流涕。如果实在写不出稿子了，没关系，把去年同期的报纸翻出来，照抄一边，记得改下时间，地点，人物就行了。反正这样的报纸基本上老百姓是不会花钱买的，最大的读者群就是退休老干部。

　　油水自然有限，最大的收入就是每次政府开会或者企业搞宣传，跑过去拿到已经写好的发言稿和红包，然后把报告体转换成新闻体发表出来就可以了，那点红包就是合法收入以外的灰色收入了。

　　上述是小地方官媒记者的生存状态。

　　王振宇的堂弟是首都某高校毕业，分到广州的一家商业报纸，据说还有点规模，专门写写房地产的，这里面的门道就更多了。你有问题，没事，我采访发现了内幕，不急先写成稿子，然后给你的公关部门一个电话，那，为了这篇稿子我这也是付出劳动了，您如果不希望真相大白，那就给点辛苦费吧。

　　当然也看情况，一般来说，对事不对人的稿子都会发，但是对人不对事的稿子最好别发。经常有个别被正义感和良知冲昏了大脑的记者被砍死砍伤，这样的结果往往报社根本没不敢再用你了。因为说不定那天会因为你得罪了通天人物，搞的报社领导连主编都没得做了。

　　因此你经常看到的是一些小角色的恶行见诸报端，而大人物的恶行无人敢问津。

　　真正勇敢的有良知的记者是那些敢于揭露幕后交易和真相的记者，而不是在那里一顿乱嚷嚷的公共知识分子。前者正在被严格的新闻审核制度逆向淘汰，后者却自我感觉良好并大行其道。

　　邵飘萍恰恰就是王振宇所敬佩的有良知有勇气的记者，整个民国，此君揭露真相最多，胆量最大。也因此多次得罪实权人物，弄得自己在整个中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只能躲进使馆区继续撰文，直到惨死于张作霖之手。这样的记者才是真正的扒粪者，才是真正的勇士。至于他的死与其说是可惜，不如说是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因为还有人敢于为说真话流血。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扒粪者，真正的中国媒体人。

　　另外后世历史教科书把邵飘萍被杀跟某党创始人被杀放在了一起，常常给人两者关系密切的错觉。可是王振宇查证过，这两人的死亡前后差了足足一年，除了都死于张作霖之手，其它关联基本没有。也不知道这样宣传的目的是谁在借谁抬高谁！

　　扯远了，现在的问题是，王振宇一脸崇拜的猪哥样般的看着邵飘萍，让邵飘萍在很是莫名其妙之余对这个民军军官有了一定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