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八十五章 刘爱雨做公益
刘爱雨和东亮商议,说:“我看咱村里的路好些年没修了,大坑小坑的;变压器太少,电压不够;也没有自来水,基础设施差,我想先把村里的路修一修。
东亮说:“这是好事。过去,那些有钱人不是铺路架桥、就是修庙,这都是积阴德的事,肯定人人欢迎。”
得到东亮的赞同,刘爱雨有了信心,说:“我年底回一趟家,把手续办好,开春就修,越快越好。”
东亮随即宣布了一条重大决定,刘爱雨要给村里修路。
嗬,修路?人们自然想起了刘麦秆的父亲刘秉德,他当年可是做了不少好事,铺路、架桥、修庙、抚恤孤寡,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孙女现在发达了,又要给村里修路了,还是人家祖坟上的风水好,出人才啊。
在夸奖刘爱雨的同时,人们又有一个疑问,何以状元公陈望春一直杳无音信?他都十年不回家了,现在是做官还是做生意?
陈背篓出面解释说,陈望春在国家一个秘密机构里,这个机构警卫森严,外面有荷枪实弹的武警站岗,里面有穿黑衣制服的便衣,一共要过十八道门,每一道门都要指纹验证。
这个机构为国家研制一种秘密武器,一旦成功了,在五分钟内就能让美国和日本磕头下跪、举手投降。
从事秘密工作的陈望春,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更不能见外人。
陈背篓说的话,虽言过其实,但大家觉得陈望春肯定是在做大事。
刘爱雨家的小洋楼成了油坊门标志性的建筑物,相当于伦敦的白金汉宫、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海的东方明珠塔。
几天后,徐朝阳校长来油坊门,他专程声援陈背篓,给他鼓劲打气的。
徐朝阳校长拜访了魁星楼和荣誉碑,充分肯定了陈望春的价值和作用。
徐校长对陈背篓说,我正在写一部油坊门学校的历史,要把陈望春大书特书一番,让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的人,都知道我们油坊门发射过一颗卫星。
陈背篓感动得鼻涕横流。
当东亮等人要徐朝阳校长对刘爱雨和陈望春做个高低评判时,徐朝阳校长说,小草和大树,母鸡和老鹰,大伙一听,这差别可够大的,但徐朝阳校长并没有明确地说谁是小树、谁是大树;谁是母鸡谁是老鹰。
东亮说:“你们真笨!徐校长看了魁星楼,而没有瞅刘爱雨的小洋楼一眼,他心里的意思,你们还不明白吗?”
村里人就糊涂了,说:“徐校长年龄大了,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刘爱雨的富贵摸得见看得着,陈望春呢,就是个虚名儿,哎,一只没线的风筝,放上天就不见影了。”
刘爱雨这次回家,是李县长陪同。
刘爱雨在北京和李县长通了电话,说了打算给油坊门村修路的事,李县长非常高兴,说县里财政极其困难,每年只能勉强给财政人员发半年的工资,另外半年要挪用或借贷,基础设施欠账大。
由于交通落后,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兄弟县市相比,面貌没有发生变化。
李县长说:“我大力支持你,希望在你的带动下,关心家乡建设的有志人才都能出一把力。”
刘爱雨先回到县里,和李县长见面,李县长给刘爱雨接风洗尘,请她吃了手抓羊肉,然后,一同去油坊门。
当刘爱雨和李县长并肩出现在油坊门村时,村里的人惊呆了,以为在看电视剧。
在乡里领导的陪同下,李县长查看了油坊门的村容村貌,的确落后太多,这几年,县里的钱都花在了县道边的乡镇,因为那是县里的门面,上面领导经常检查,油坊门由于偏远,被冷落了多年。
刘爱雨乘机向李县长反映了油坊门的电力设施和用水问题,李县长当场拍板,将油坊门列入了农网改造的名单,责成水利部门,抓紧实施油坊门的自来水工程,力争明年面貌大变样。
这一幕让人们自然地回想起十年前,县委书记来油坊门,给陈望春送录取通知书的情景,人们感慨唏嘘,油坊门出了两个牛逼的人物。
李县长行程匆匆,告别了刘爱雨和村里人,去了下一个检查点。
这天晚上,村里人聚在老磨坊前面,村里电路老化、电压不够、用水困难的问题,从村里反映到乡上再反映到县上,嚷了有好七八年,都没有动静。
现在,刘爱雨一句话,李县长就点头答应了,可见这个丫头的能量非同一般。
因为是刘爱雨出彩的机会,陈背篓很知趣地没有露面。
刘麦秆却把刘爱雨骂了个狗头喷血:一个丫头片子,逞啥能?咱有钱不会自己花,去填那无底洞?刘麦秆的父亲刘秉德,当年一心积德行善,灾荒年间赊粥,平常铺路修桥,最后落了个人人戳脊梁骨的结局。
刘爱雨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也懒得理他,说钱是我赚的,我想怎么花我说了算。
刘麦秆哑口了。
三天后,供电所就来规划线路,按油坊门村民的居住情况,一共设计了一条主线,四条支线。
线路确定后,为安全通电,供电所的人要求,线路经过的地方,树头要削掉。
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都栽着树,杏树、桃树、梨树、核桃树、榆树、柳树、杨树、槐树,啥树都有,没有规划,想怎么栽就怎么栽,随意性很大,布局极其混乱,好多树都枯死了,但舍不得砍掉,就那么戳着。
人人都想通电,但只要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便寸步不让,有的不让削树头,有的不让在自己地界上栽电杆、安置变压器。
这样吵吵嚷嚷的,施工队没办法干活,供电所所长说:“你们自己协调吧,如果能协商一致,把影响供电线路的树头砍掉、能栽电线杆、安放变压器,立马给你们施工通电;如果协商不通,这个项目就给别的村了。
晚上,每家每户来了一个主事的,聚在刘麦秆家新盖的小洋楼里议事。
东亮对部分人的自私自利很愤怒,说通电是好事,谁阻拦谁缺德,大家要柠成一股绳。
东亮搞基建,由于电压低,他的搅拌机、电夯等设备无法运转;村里的磨面机、粉碎机启动不起来,只能到五六里外别的村子去;村里有的人想办个加工厂,也没办法搞。
东亮说:“不就是个树头吗?又不是砍你们的脑袋!”
没人吭声,谁先出声,谁就是挨枪的靶子,就都垂着脑袋抽烟,屋子里烟雾笼罩。
东亮气恼地问:“这个线路到底改不改?”
有人说改也行,不改也行,这么些年都过来了,凑合吧。
有人问东亮:“你急得上火,是不是从中捞了点好处?”
东亮气得甩手而去。
众人的表现,刘爱雨都看清楚了,她心里愤怒悲哀,但又无可奈何,这个项目是她争取来的,现在半路夭折了,不但丢了自己的脸,也扫了李县长的兴。
刘爱雨说:“这样吧,需要砍的树头给点赔偿,钱我出。”
刘麦秆一下子跳了起来:“凭啥你掏钱?你常年住在北京,用不上村里的电,他们自己都不着急,你急啥?弄不成就拉倒,你当啥冤大头?”
刘爱雨白了他一眼,转头对大伙说:“就这样,钱我赔,树你们砍。”
众人马上活跃起来,一个个眉开眼笑,有人问:“一棵树赔多少钱?”
刘爱雨问:“你想要多少?”
几个人咬了一阵耳朵说:“大树每棵200、中树100、小树50。”
刘麦秆火了:“狮子大开口,你们是土匪,是趁火打劫!”
有人说:“砍了树头,就等于砍了树,人没头能活吗?”
在确定赔偿标准上,又吵成了一锅粥。
树和树不一样,松树柏树比杨树柳树值钱;核桃树、杏树、苹果树、梨树有经济效益,赔偿要高;有的树早就死了,能烧柴火了,就该一分钱不赔。
于是重新核定赔偿标准,但新标准又引发新一轮争议。
重新回来的东亮,苦笑着对刘爱雨说:“看看,就这素质,给他们自己办事,却不知好歹,漫天要价,真是贱骨头,活该让他们点着煤油灯,吃着红薯干,过苦日子。”
刘爱雨叹口气,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却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商议了大半夜,终于达成了方案,众人散去,有人喜欢有人抱怨。
第二天,开始砍树头了,量尺寸时,有的说尺子拉歪了,差一苍蝇卵就是大树,少了一百元。
争吵不休,撒泼打滚,闹得不可开交,劝的劝骂的骂,没有一家省事的。
整整一天,才砍了十几棵树头,而整个线路上,需要砍掉200多个树头。
刘麦秆阴沉着脸抽烟叹气,刘爱雨真正后悔了,可惜买不到后悔药,只能咬牙坚持。
磕磕碰碰的,线路改造终于完成了,全村安置了四台变压器,电压足了,电灯亮了,啥机器都能转动了,大家伙都兴高采烈的。
刘麦秆家没有一丝喜庆的气象,刘麦秆因为刘爱雨乱出头,不但花了冤枉钱,还挨了骂,太亏了。
刘爱雨却想的是,做件事怎么就这么难?以后还做不做?怎么做?
接下来的自来水管道的铺设,村道的改造,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自来水公司召集村民开会,说主线支线的管道和配件是免费的,进户以后的水表和相应配件需要用户自己承担。
有人算了一笔帐,说花下来得四五百块钱,还不如吃井水河水,便不愿意压自来水了。
有人则拒绝自来水管道从自己家的地界上通过,说会坏了风水,要赔钱。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像一群狗乱咬。
东亮看得清,说:“他们闹的目的,还是为了钱,他们像狗一样,尝到甜头了,你不给根骨头,他们就乱咬,这事也就弄不成。”
刘爱雨便掏自己的腰包,让大家心满意足。
通水的那天,村里响了鞭炮,有了自来水,好多人家就能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像城里人一样,天天洗澡了。
东亮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你们用上了方便干净的自来水,应该感谢谁啊?”
人们说:“感谢政府。”
通电和通水,刘爱雨一共赔偿了十多万,却没落个夸奖,刘麦秆心里有气,说:“前几年哭爹喊娘的,咋不见政府?还不是享我闺女的福。”
陈背篓顶了一句:“她有钱了,给大伙半点事就亏了?就有功劳了?还不知道她那钱是不是干净的。”
此时,刘爱雨正在回北京的路上,她搭了去咸阳的班车,然后从咸阳机场飞往北京,本来她没有急着要走,但是通电和通水这两件事,让她心身疲惫,苦不堪言。
第二年春天,村里的路如期动工,村里人又故伎重演,线路如果沾上了自己的地界,就耍赖、要求赔钱,不赔钱就不让动工。
有的躺在挖掘机前面,有的抱着卡车的轮子,吵着吵着打了起来,有两个重伤。
派出所来了,乡政府来了,这次,政府来硬的了,该拘留的拘留,该罚款的罚款。
乡政府派驻了工作组,施工队划了白线,白线之内的建筑、树木、障碍物,无条件拆除,无理取闹的,立即拘留。
看政府动真的了,村里人这才老实了,没有人再阻挠,工程进展顺利。
很多人因此没有拿到赔偿,而怨恨刘爱雨,都说她逞能显摆,修什么路?刘爱雨新修的洋楼上的玻璃,被人晚上砸了。
刘爱雨将老家的事说给孙教授和赵波听,孙教授沉默了好久说:“大多数人自私、短见、狭隘、愚昧,鲁迅批判的国民的劣根性,任重道远啊!”
赵波说起了他做过的一件事。
他给家乡的小学校捐了十台电脑,但这些电脑根本就没打开,而是转手卖了出去,用卖得的钱,支付了学校的招待费。
他捐了1000本书,学校都懒得拆包装,管理图书的老师抱怨要登记要借阅,太麻烦了,不如捐成现金实惠。
赵波说:“我们看起来是富了,但是人的素养没有根本性的提高,这是个畸形的现象。”
刘爱雨伤感地说:“我们逃出了老家,但又忘不了老家,我们爱它,又恨它,该拿它怎么办?”